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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政策】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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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林登.约翰逊总统于1964年开启“向贫困宣战”（The War on Poverty）以来，已经过去55年。美国自那时起逐渐建立了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但美国版本的“脱贫战争”成功了吗？贫困率如何？边缘群体的境况如何？看看Urban Institute的研究员如何说。 全文2500字：第一部分1200字（共需要8分钟），第二部分1300字（共需要10分钟）。 一、 伟大社会1964年1月，刚刚代JFK接任美国总统一职的林登.B.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在国会发表了第一篇国情咨文。在演讲中，约翰逊提出了“伟大社会”（Great Society）的施政方针。他宣称“伟大社会”（Great Society）是自罗斯福“新政”（New Deal）以来，美国最重要的施政方针，也会推动JFK“新边疆”（New Frontier）方针中停滞的项目。 正是这一方针，帮助约翰逊在接下来的总统选举中以巨大优势当选——他以61.1%的选民得票（非选举人票）率创下了自1820年以来最悬殊的得票差，民主党在众议院也获得自1938年以来最大的胜利。  他在演讲中说到： “不幸的是，很多美国人生活在希望的边缘——有的是因为贫穷，有的是因为肤色，有的是因为两者。我们的任务就是用希望替代绝望。 本届政府，从这里从现在，正式向贫困宣战（The War on Poverty）,无条件地开始这场战争。我希望各位议员以及所有美国人，加入我们并为之努力。这场战争不会很轻易地、很迅速地就结束。没有哪一种武器或哪一种策略可以独自结束这场战争，但我们是不会投降的，除非赢下这场战争！全球最富有的国家理应赢得这场战争。我们一定不能输。”“向贫困宣战”（The War on Poverty）成为约翰逊政府，以及“伟大社会”（Great Society）的最鼓舞人心的代名词。 正是这一场脱贫战争，开启了美国社会福利发展的第一步，我们现在听到看到的各种名目繁多的社会福利项目和社会保险项目便是从那时开始的。  二、 六十年代各福利项目1964年 国会通过《经济机会法案》（Economic Opportunity Act），创造了以下两个项目： “美国就业项目”（Job Corps）:为年轻人提供就业培训；“服务美国志愿者项目”（Volunteers in Service to America, VISTA）：训练和分配志愿者到贫困社区进行服务。同时，国会还通过《食品券法案》(Food Stamp Act)，为低收入家庭提供用于购买食品的补贴券。  1965年 国会通过《启蒙计划》（Head Start）,为低收入家庭中0-3岁的婴幼儿提供早期发展干预，培育孩子的心理、生理和社会技能。 国会通过《中小学教育法案》（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Act），向贫困社区分配更多义务教育阶段的资金国会通过《社会保障修正案》（Social Security Amendments of 1965），创造了两个如今大名鼎鼎的社会保障项目：Medicare (美国联邦老年人医疗保险)和Medicaid（美国联邦医疗救助计划）。  Medicare和Medicaid为何重要？从财政支出上便可得知一二：2018年美国联邦与州政府在Medicaid上的财政花费为6099亿美元，同期美国的军事支出（非国防支出，不包括退伍军人补贴）为6312亿美元。如果算上Medicare，美国在上述两项福利项目的花费将达到全美GDP的8%（超过1.5万亿美元），两倍于美国的军事支出。 三、“脱贫战争”的成效根据数据，美国的贫困率从1964年的17.2%下降至2016年的12.7%。不难看出，“向贫困宣战”后的十年里，美国的贫困率大幅下降，但是伴随着1970年石油危机以及后续的新自由主义兴起，福利项目在政客和选民的心中地位逐年下降。自从克林顿宣布削减福利支出，并改革福利体制（例如将food stamp改为SNAP）以来，贫困人口数和贫困率开始逐年回升。  但不可否认的是，“向贫困宣战”大幅改善了边缘群体的生活状况，例如18岁以下儿童的贫困率从1964年的23%降至2016年的17%，65岁以上老人的贫困率从1966年的28.5%降至2016年的10.1%（当然，工作族贫困Working poor成为另一大问题）。 下面我们来看看美国人自己是怎么说的。 四、 《我们已经赢得贫困战争了吗？尚未！》下文翻译自Urban Institute官网，作者是Gregory Acs，发布于2018年7月26日。  Part One: 引入 在本月早些时候，“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CEA）宣布自林登.约翰逊总统以来的“贫困战争”基本上结束了，并取得成功。虽然我非常高兴看到高层决策者知道社会安全网正在起作用，但是现在宣布胜利还为时过早。 如果我们希望继续用工作和其他手段来减少贫困和促进流动，我们必须了解贫困的本质。我们需要借鉴过去的经验，从而防止自己低估现在的挑战以及放弃来之不易的成果。 先让我们来看看“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CEA）报告中令人振奋的消息：美国人的物质生活得到巨大改善。在过去几十年间，贫困率下降了。虽然我们从官方贫困率中无法得出这个结论，因为从1960年代开始，贫困率一直在10%-15%之间徘徊。 从1950年开始，官方贫困率是基于“食品消费”（笔者注：美国的官方贫困线是以收入为标准，而非消费，原作者可能写错了）确定贫困线，而且仅仅将税前收入作为居民的可支配资源。因此，官方贫困率低估了当今家庭的需求以及他们可支配的资源。实际上，低收入家庭可支配资源的两大门类是“个人所得税减免”（EITC）和“营养补助”（SNAP，前身是食品券），但这两大门类的收入并没有被官方计算在内。 在了解到官方贫困率的缺陷之后，人口普查局在2009年发明了一种新的测量方法——补充性贫困测量方法（SPM），用以更好地测量人们的需求和资源。 当研究者用SPM方法回溯以往的数据时，他们发现贫困率从1967年的26%下降至2012年的16%和2016年的14%。这比官方的贫困测量更准确地捕捉到贫困率下降的趋势。 除此之外，如果没有“个人所得税减免”（EITC）和“营养补助”（SNAP），2016年的贫困率大概会上升3.7%。“个人所得税减免”（EITC）和“营养补助”（SNAP）的普及对于消减贫困的影响，被SPM方法测量出来了，而这之前是无法通过官方方法测量得知的。 Part Two:“食品消费”测量法的缺陷 “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CEA）的报告实在是过于振奋人心，以至于无法相信。如果使用“食品消费”测量法，贫困率从1960年的30%下降至2016年的3%。“食品消费”测量法有诸多好处，但是一个家庭如果只有财产但没有收入很可能会被定义为“收入贫困”但仍然可以维持非常体面的消费。 因为没有官方的“食品消费”测量法，所以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借用经济学家布鲁斯.梅耶（Bruce Meyer）和詹姆斯.沙利文（James Sullivan）的研究成果。为了发展“食品消费”测量法，梅耶和沙利文需要知道一个家庭满足最低生活标准的物资是多少，而且还要准确的数据。部分学者对梅耶和沙利文使用的数据表示担忧。 不仅如此，他们引用的是1980年的指标，这可能会低估当前家庭所面临的生存困难。 另外一个问题是：如何利用“食品消费”测量法建立起一个有意义的贫困线。当我将2015年的官方贫困线和“食品消费”贫困线同等起来以后，并企图制作一个对照表时，才发现1980年的贫困率为40%，1960年则高达60%。显然，这些数字都畸高了。 进一步地说，高于“食品消费”贫困线并不意味着你对自己手中的资源和生活有掌控力。如果你不得不通过卖淫来换取收入，那么你依旧是贫困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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